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整个中华大地进入了万邦林立、城堡四起、争奇斗艳的邦国时代。如今当我们以互联网为标志，连接并改变世界之时，四千多年前的众邦国及其联盟同样以各种文明和战争为网络纽带，推动着社会轰轰烈烈的变革，孕育着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如满天星斗经历兴衰变迁，那时各地并立的众邦国正处于多元发展转向多元一体的进程中。今天我们将通过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试图揭开那一时代的神秘面纱，复活历史，探寻造成极大辉煌地方文明遭遇突然衰落的谜团，追问中原地区为何能存续发展逐步成为中国文明核心的深层原因。
这是一场即将爆发的大战，寂静的荒野，一声尖利的鹰叫，让参战双方从凝结的军队中感受到了阵阵透骨的杀气，在邦国时代，伴随着战争与杀戮，背后关乎着一个个不同文明的兴衰存亡。1954年冬季，湖北天门、京山两县大搞水利建设，一件陶器的偶然发现打开了一扇通往远古的大门，随着石家河考古遗址的发掘，一个规模多达五十余处的遗址群逐步显露出来，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发现，这一距今4600到4000年的文明，经历高峰后遭遇未知的衰落，成为千古之谜。
背倚大洪山余脉，周围河流环绕，规模达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中心聚落，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换算，城内约居住着3万至5万人，庞大的聚落创造了非常发达的石家河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遗址发现有铜块、玉器、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和城址，表明它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结合周围的考古发掘，可知这一时期，石家河聚落已成为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头戴冠帽，两耳上有弯角形装饰，口吐獠牙，方脸，橄榄眼，鹰勾大鼻，阔嘴，据推测，这件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可能是当时神人或巫师的形象反映，当时人们已经选择玉作为与上天沟通的器物，那时玉器制作技术已采用切割、雕琢、钻孔和抛光等工艺，工序相当复杂，令世人惊叹的玉人头、玉虎头、玉鹰、玉蝉大多出土于成人瓮棺之中，显示石家河先民具有特殊的原始宗教信仰。然而蹊跷的是，到了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石家河城几乎全部废掉，再以后，竟连人的踪迹也难以见到，而石家河文化后期则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风起云涌的邦国时代，战争频发，部落冲突不断，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后半程，颛顼、帝喾、尧舜时期，据记载，尧舜禹讨伐三苗是远古时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的冲突，其影响并不亚于炎黄大战。距今约4、5千年前，中华大地形成了几大聚落联盟，其中举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邻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的苗蛮集团等，石家河文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的交流碰撞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与西南至晋南一带，有专家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出南方苗蛮三苗族方位及石家河人族属间的关系。大约在4000多年前，相传三苗的首领本是尧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内乱，才有了尧舜禹对它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攻》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尧舜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华夏鸡腿历时70天大败苗师，从此苗蛮集团势弱，逐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发掘出的玉器中，出现了牙璋这样的北方礼器，这是夏民族的标志物，由此可以得出，中原文化南下，最终导致石家河文化的消亡。
开篇那场远古大战的当事双方此时愈发清晰了起来。随着南方苗蛮集团的日趋衰落，位于中原的华夏集团日益强大起来。距今4300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汾河之滨崛起，那时一座都城，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城中恢弘的宫殿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一处，宫殿区，贵族居居区、普通居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红铜铃的出土标志着金石之声时代的即将来临，上层贵族拥有大量财富，而绝大多数普通居民却仍一贫如洗，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塔尔山西麓，今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在一个灰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一只残破的泥质灰陶扁壶。意外的是，在壶的正面和后面分别有朱红符号，其中正面的符号很像甲骨文中的”文“字，后面的符号由考古学家按象形来解释，认为是建立在黄土原上用夯土版块筑成的大成，也就是要尧字，文尧是对尧的赞颂，而其他学者又把它解释为命、易、邑等，但都认为是与唐尧或夏禹有关的文字。据古史传说，包括在陶寺在内的临汾陶地是帝尧陶唐氏的居地，而陶寺的遗址作为都邑而存在的时间约为距今4400到4000年，这一年代范围在夏代之前，恰好属于尧舜时期，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了起来。
2002年发掘的IIM22墓地规模宏大，出土有彩绘陶簋、彩绘大陶盘、玉兽面、大厨刀以及玉圭、玉琮、玉璧和彩绘陶壶等王者之器，再次说明，陶瓷墓地存在国王级别的高级墓葬。陶寺城址的规模相当庞大，达280万平方米，在陶寺城中期大城东南的一个小城内，还意外发现了用作观象授时的大型天文建筑，古观象台。通过复原，考古人员发现，古人头骨柱与柱之间的11道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尔山日出的上切与下切，以确定当时的20个节令历法。观象台遗址的发现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近500年。还发现了一座中期大墓，在这座墓中，发现有竖着的一根木杆，它的上面涂有黑绿和红色标记的漆，在漆旁边的壁龛里还放置着具有圆形小孔的玉器，这些器物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陪葬品放置在大墓中，成为了考古工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2005年到2009年随着对陶寺遗址时期度量衡研究的突破，沉寂在大墓中的这些器物逐渐明朗起来。圭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直立于平面上测日影的标杆叫做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圭。据史书记载，尧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是指定历法，指定了与今天相近的太阳回归年的节令划分，并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日月星城的观测工程，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和圭表的发现再次表明，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帝尧古都所在。
史书记载，尧舜禹时期已有万邦，如《尚书尧典》说，帝尧能协和万邦。《汉书*地理志》说，尧舜时期，协和万国。这里的万邦、万国之万字形容极，言其多，这一概念恰恰同考古学上龙山时代城邑纷纷崛起、散处各地、互不统属的文化分布格局相吻合。1979年，位于陶瓷一直西北方向，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北部，陕西神木县石峁村北侧山峁上，一处宏大石砌城址的发现揭开了中国文明前夜的神秘面纱，入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的石峁遗址，有国内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它独特的考古价值。通过勘探，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发现有房址、灰坑、土坑墓、石棺墓、翁棺墓等，距今4000左右，面积425万平方米，是中国史前规模最大的城池。在2012年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外城东门，发现了壁画的身影，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汇出几何形图案，这是龙山时期遗址中发现壁画数量最多的一次，与其他区域常见的土遗址最大的不同，石峁古城的整体建筑为石砌城址。据推算，这座10公里长，2.5米宽，数米高的石头城墙环绕中的超大型城址，完全可容纳4万多人的居住和生活。
从世界范围来看，石峁城处在欧亚草原的通道地带，作为交通枢纽，是东南西北交流沟通的必经之地，相比晚了近1000多年的土耳其特洛伊石头城，石峁古城更是宏大和严整，陕北黄土高原上为何建成石峁这一石头城，遗址成因引起了中外专家浓厚的兴趣。
1975年底，时值寒冬腊月，中国年即将迎来中国春节，在石峁村重长期以来，村民一直盛传在石峁石墙缝里藏着大量的玉器。这件只有一只眼睛的小玉人的发现令专家激动不已。据山海经记载，在海外有36国，其中有一个一目国，这块高45厘米的玉雕双面人头像，两面都刻着一直橄榄眼，鹰钩鼻，微开着的嘴，脑后凸出的一只耳朵和头顶的发髻令专家疑惑，这一玉雕造型记录的真是传说中的一目国人吗？如不是，那又是谁呢？为什么和中原地区的人面大不一样呢？从地理位置上看，陕西省什么的石峁遗址和陕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均位于纵贯晋陕大峡谷河水两岸的不远处，这种地理位置的极大相关性为两者在历史文化层面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坐标。根据石峁遗址年底特征并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的遗物，专家们初步认定，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年代几乎是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二者之间至少有有300年的共存时期。
从目前对石峁遗址发掘成果的考古报告来看，尽管其城址遗址的规模大于陶寺遗址，但尚未发现像陶寺遗址那样诸多具有王者身份象征的器物。这说明该聚落或者该邦国当时的社会地位或许略低于陶寺，如果说陶寺是帝尧之都，那么在地理位置上与其相近的石峁城又是谁之都呢？根据《史记》、《汉书》有关黄帝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有学者提出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很有可能曾在这一带活动，石峁遗址很可能是黄帝及其后人的居住地。令人不解的是处于鼎盛时期的石峁同样面临突然衰落之势，那么远古时石峁先民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这个曾经寿命超过300年的石头城又为何荒芜败落呢？最近通过环境考古分析表明，石峁地区曾出现过冷凉干燥气候，即公元前2260年前后进入降温时期，气温大幅度降低，干燥以及由此引起的环境灾难严重影响了当时粮食的生长，粮食大幅减产甚至绝收，表现在考古学上是古文化遗址数量大幅度减少，人口也大量减少，并发生大规模迁移。
对于陶寺都邑的贵族来说，公元前2000前后，这个千禧年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运，而是临头的大祸，大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陶寺都邑发生了外族入侵和内部的暴力革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原来的宫殿区这时已被从事石器和骨器的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曾高耸于地面的夯土城墙到这时已经废弃，一条倾倒石器骨器废料的大沟里，三十多个人的头骨杂乱重叠，以青年男性为多，头骨多被砍切，有的只留面部而形似面具，有的头骨下还连着好几段颈椎骨。散乱的人骨有40到50个个体，与兽骨混在一起，一幅恐怖场景。种种迹象表明，极有可能是这场来自族群外部带动内部的血雨腥风摧毁了陶寺的贵族秩序和精英文化，最骚导致持续300年的文明的陶寺城邦衰落，底层革命与外族入侵说成为揭开陶寺千古之谜的一把钥匙。因为气候的巨变，位于中国版图西北部的陕西石峁人不得不弃城远徙。而与其命运相似的还有处于东南部盛极一时的余杭良渚文化，不同的是，一个源于气候的大幅干冷，而另一个则是由于气温升高，导致另一场突然自然灾害的降临。
良渚文化是1936年首先发现于杭州城北的良渚镇而得名，存在年代距今5300到4300年。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采用轮制，器型规则，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相比陶器，良渚文化最令人惊叹的是它出土的玉器，有璧、琮、璜、环、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其中大量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引起了考库专家的关注。良渚玉器工艺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高峰，许多花纹只要0.1毫米宽，像头发丝那么细，以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是如何完成这项工艺的？至今仍是个谜，然而4000多年前，繁荣一时的良渚文明突然遭遇了一次大的毁灭性灾变。关于灾变的各种原因，许多学者认为良渚文化过多开采社会资源，把社会的宝贵财富过渡用在毫无使用价值玉器上，玉矿的衰竭导致良渚文明的衰落，最终诱发社会崩溃。也有学者认为很大程度是受生态环境及自身地理位置的影响。几乎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有远古时代曾发生大洪水的神话，苏美尔人在楔形文字泥板上记载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洪水神话，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希腊神话中的大洪水与中国传说中发生在尧帝时代的大洪水神话，上古时代的人类童年有着共同的洪水记忆。新石器晚期，世界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致使沿海发生大规模的海禁，突然爆发的洪水或海啸淹没了千余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邦国毁于一旦。今天我们在良渚文化遗址上，还普遍发现有洪水遗迹，淤泥、泥炭、沼泽层，可能一些良渚文化遗址至今还深深埋藏在太湖湖底。群雄竞起的邦国时代，华夏大地正发生着极具动荡的社会大变革。公元前2000年前后，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各地的文明因素，迅速崛起。
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上世纪50年代末，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民不知道，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看似普通的村庄下，竟然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更迭的壮阔史诗。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从满天星斗到中原一体，中国文明开始从多元无序经过百川归海走向多元一体，尽管对邦国时代兴衰变迁的探索还远未完成，但一个中国之前的中国已经逐渐清晰了起来，浩瀚的宇宙和黄沙中被风吹起一角的远古遗迹共同讲述着我们波澜壮阔的历史与未来。
远古时期，河流泛滥，致使无数生灵涂炭，即使所有人齐心协力，洪水仍然长期肆虐。他带领着群众栉风沐雨，与滔天洪水殊死搏斗，他们开山凿石、疏通河道，最终完成治水大业，为后世留下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奇故事。所以经过数千年的风雨，他的故事仍旧广为传之。他的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宝库中最具光辉的一颗明珠。在当时十里不同村的中原大地上，无论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是中原的去的汉族，各地的百姓依旧用不同的形式世代纪念着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祖先，不论是大禹治水的疏导方法，还是大禹治水中所体现出的人格魅力、文化价值都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